朱四倍

        一個是  “打假專業(yè)戶”，一個是“打工皇帝”，當二者“對打”在一起的時候，輿論的喧囂可想而知。而當不少網(wǎng)友站在“打假專業(yè)戶”這一邊時，留給“打工皇帝”是無盡的討伐，而留給社會的也并非“煙消云散”，誠如新聞所說：“此次學歷造假事件，早已單純地從對個人造假的質疑升級為對社會問題的反思。”也許，唐駿文憑風波背后更大的意義，在于人們到底是重“形式”還是重“實干”的辯證。

        事實上，就筆者的觀察，當唐駿拋出“你說我的學校三流，那就三流，我說四流也可以”的話語時，我們似乎看到了不愿意反擊或者說怯于反擊的姿態(tài)，更可以認為，這是在“打假”聲勢下的一種無奈“失語”：因為再無奈的話語也無法遮掩道理上的  “低人一等”，而這種“破罐子破摔”的“解脫”，肯定不是公眾“圍追堵截”所期待的結局，相反，只能把我們引向更深層次的反思和追問。

        當下，教育文憑已經(jīng)變成了一塊敲門磚。文憑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交換的價值，人們可以通過它實現(xiàn)不同資本之間的轉換，如工作、金錢、關系網(wǎng)、聲望、生活方式、合法性、地位群體的身份等。筆者愿意站在文憑主義的視野下對唐駿  “四流大學論”進行理性審視。學者柯林斯就從韋伯主義的角度談了對文憑社會和文憑主義的認識，接受的教育程度（以學校證書來體現(xiàn)）被用來限制那些競爭社會和經(jīng)濟領域中具有優(yōu)厚報酬職位的競爭者的數(shù)量，并幫助那些享有“教育專利”的人壟斷這些職位。可以說，在唐駿種種無法自圓其說的事實中，他卻憑借所謂的“文憑”獲得了種種資源交換的便利條件，也確實為他贏得了相當?shù)睦婊I碼。對此，絕對不是一個“四流大學論”就可以解釋的。

        就筆者的看法，在輿論對唐駿質疑的背后，還隱藏著一個社會的密碼：社會成員對文憑、學歷的追逐標準的攀升，使得有限的教育資源的增長趕不上受教育需求的增加，而“洋文憑”恰好彌補了這一空缺，但是，這一文憑只有那些處于社會上層的具有充足經(jīng)濟資源的人才能擁有。不幸的是，當你擁有了一個“假文憑”時，除了成為眾矢之的外，似乎沒有其他的選擇。誰讓文憑造成了社會排斥呢？

        教育作為進入社會、經(jīng)濟方面受益階層的篩選標準，不僅僅存在于市場經(jīng)濟社會之中，作為進入的壁壘設置，教育與職業(yè)過程自然地聯(lián)系在一起。學者布迪厄認為，文憑是個人占有某些生活資本的一種表現(xiàn)，它已經(jīng)成為獲得更高職業(yè)收入和權力地位的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文憑主義下的唐駿式失語，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的結果。

        對社會來說，“假文憑之惑”遠沒有停止，公眾對假文憑的質疑甚至包括對文憑和能力關系的考量也正在路上。因此，在文憑主義之下，我們若能除了追問“唐駿式失語”之外，更能看到隱藏在文憑背后的社會排斥、金錢交易乃至文憑壓倒了能力的困境，或是一樁幸事。如該如何面對“真的假文憑”？何以制止和追問官員的學歷造假？等等。當然，這在本文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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