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吳林靜    每經編輯 劉艷美

圖片來源：攝圖網_500890846

我國陸地邊境線長達2.2萬公里，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這張防控網上，邊境小城是重要的物理節(jié)點。但是自去年2月以來，這些醫(yī)療資源不足、地方財政薄弱、產業(yè)依靠外貿的邊陲彈丸之地，屢屢超負荷運轉，艱難守護著防疫的國門。

中俄邊境的綏芬河、中蒙邊境的滿洲里，都一度因為突增的輸入性病例而陷入困境之中。

這一次，因為瑞麗前副市長撰文呼吁“請救救這個英雄的城市”，這座中緬邊境小城的防疫壓力被更多人看見。

瑞麗三面與緬甸接壤，這一個月來，共檢出19例本土病例，這兩年來，共爆發(fā)5次疫情、四度“封城”。更加令人揪心的是，伴隨著持續(xù)、嚴格的封控措施，普通人的生產生活受到很大影響，“正在經歷非常艱難的時期”。

這個邊陲小城發(fā)生了什么？為什么邊境防疫這么難？

五次疫情，三任書記

瑞麗1992年撤縣建市，與緬甸接壤，邊境線169.8公里，國土面積944.75平方公里，總人口21萬人。2020年以來，瑞麗相繼發(fā)生“9·12”“11·09”“3·29”“7·04”“10·1”五輪疫情，經歷三任市委書記。

去年2月，疫情席卷全國之始，瑞麗時任市委書記為龔云尊，1975年生人，2018年4月成為瑞麗市委委員、常委、書記。

瑞麗地理位置示意圖 圖片來源：自然資源部網站

在任三年后，龔云尊被撤職。撤職前的半年多時間內，瑞麗連續(xù)發(fā)生“9·12”“11·09”“3·29”三次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9月，瑞麗發(fā)現兩名緬甸偷渡入境者確診病例。這兩名病例，讓瑞麗人經歷了一周“封城”。

2021年3月，新一波疫情出現后，主城區(qū)全員檢測、交通管制、全市居民居家隔離，瑞麗時隔198天再度封閉管理。

因為“3.29”疫情“造成嚴重后果和惡劣影響”，龔云尊被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降為一級調研員。

4月8日，瑞麗疫情防控工作最吃勁的關鍵階段，云南省委派昭通市鎮(zhèn)雄縣委書記翟玉龍空降“救火”。直到5月4日，歷經一個月有余，瑞麗才宣布“中高風險地區(qū)清零”。

緊接著6月7日全國優(yōu)秀縣委書記公示，翟玉龍上榜。當時，“云南發(fā)布”刊發(fā)文章稱：“在脫貧攻堅最吃勁的時候，到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的鎮(zhèn)雄縣任縣委書記；在瑞麗疫情告急的時候，臨危赴火線，連夜奔赴瑞麗市開展工作……這是瑞麗市委書記翟玉龍的6年時光。”

然而，7月4日，瑞麗再次爆發(fā)疫情，這場疫情下的境外輸入風險一直居高不下，防控形勢嚴峻復雜。部分社區(qū)、抵邊村寨仍有零星散發(fā)病例。

9月15日，第三度“封城”的瑞麗終于迎來中風險地區(qū)清零。然而，僅僅半個月后，10月1日，瑞麗再度發(fā)現1例本土無癥狀感染者。

10月29日凌晨的瑞麗新聞發(fā)布會上消息，10月1日以來共檢出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19例，同時，7月份以來，境外回流人員中檢測出716例新冠陽性患者，陽性檢出率持續(xù)在20%以上。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瑞麗對離瑞人員采取了比較嚴格的政策。從7月至今約4個月的時間，瑞麗實行的是“非必要不離瑞”的審批放行政策。人員較長時間都難以流動，給本地居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困擾。

10月25日，瑞麗市民排隊等待核酸檢測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_VCG111354926879

這期間，瑞麗又經歷了一次市委書記變動。9月2日，翟玉龍調離瑞麗，毛曉新任中共瑞麗市委委員、常委、書記兼任中國（云南）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德宏片區(qū)黨工委書記。

毛曉，1975年出生，云南人，長期在云南工作，2016年起在瑞麗“隔壁”芒市任代理市長、市長、市委書記，芒市同樣也是中緬邊境城市。城叔查詢，芒市的疫情鮮有報道。

一街兩國，“守門”重任

不過，與芒市68.23公里的國境線相比，瑞麗的國境線有169.8公里。

瑞麗市政府官網介紹城市風貌時寫道：我國的少數民族與緬甸和印度的一些民族語言相同、習俗相近，“同一民族跨境而居”，形成了“一院兩國、一井兩國、一街兩國、一橋兩國”世界罕見的獨特景觀。

不同于西雙版納等地，瑞麗的邊境線沒有山川河流等天然屏障，開著車在234省道跑一趟，可以4次穿越邊境線。

疫情以前，兩邊回家探親訪友，邊民對來回穿越邊境線并不會在意，偷渡也是很容易的事。“有的地方和緬甸一水之隔，脫了鞋、卷起褲腳就能來往，（疫情前邊境）大部分地方沒有圍欄。”一個在瑞麗做翡翠生意的商販說。

正是這種深入日常的邊民交流，卻成了瑞麗的防控難點所在。

瑞麗市戶育鄉(xiāng)，“婦女護邊隊”清理邊境線障礙，消除人員攀爬入境、藏匿安全隱患 圖片來源：“掌上瑞麗”官方微信號

據一篇2017年發(fā)表的文獻資料統(tǒng)計，瑞麗與緬甸三座城市相鄰，有4條跨境公路，65座界碑和附碑，36個渡口和通道，民間便道無數，以河為界，以田埂為界。

所謂的“民間便道”，便是偷渡。“9·12”的兩例境外輸入病例，正是偷渡入境。

同時，瑞麗口岸是西南最大的內陸口岸，人員、車輛、貨物流量極大。據緬甸媒體報道，2019-2020 財年，中緬通過邊境和海運的貿易總額達120億美元，緬甸的農產品大量通過姐告國門口岸出口中國。另據瑞麗政府官網，瑞麗口岸2019上半年出入境旅客超835萬人次，其中緬甸籍占到91.35%。

在頻繁的邊民往來、繁榮的邊境貿易之外，緬甸疫情的復雜局勢，也進一步加劇著邊境的管控難度。

與此同時，作為邊境小城，其檢驗檢疫設施、衛(wèi)生防護設施也更為落后，成為邊境地區(qū)防控薄弱的環(huán)節(jié)之一。

各種因素疊加，構成了瑞麗疫情防控的復雜形勢。

今年3月，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發(fā)表了一篇名為《中國邊境口岸地區(qū)傳染病境外輸入風險評估——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的論文，以口岸入境客運量、貨運量，以及鄰國傳染病發(fā)生率、口岸入境管控程度進行模型分析，發(fā)現瑞麗口岸的境外輸入風險，遠高于國內其他任一陸路口岸。

邊境口岸入境流通度和鄰國疫情發(fā)生率 圖表來源：《中國邊境口岸地區(qū)傳染病境外輸入風險評估——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

瑞麗疫情爆發(fā)，還有一個背景就是全國各地發(fā)布滯留緬北人員勸返公告，導致大量境外自首人員扎堆瑞麗入境。瑞麗方面回應稱，目前尚有上萬人等待入境，致使瑞麗超負荷接收境外自首人員，集中隔離管理的壓力越來越大，輸入病例的數量越來越多，導致本土感染的風險越來越高。

當病毒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邊境線，守國門的重任，壓在了一座邊境小城身上。

據瑞麗市政府今年8月披露，自2020年1月27日至2021年7月31日，瑞麗市共計投入疫情防控防治資金101008萬元，其中：財政資金98848萬元（中央10026萬元、省級86163萬元、州級資金1000萬元、市級1659萬元）；捐贈資金216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