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fā)布了經濟藍皮書《中國經濟前景分析(2014年春季報告)》，認為中國工薪勞動者工資水平確實到了該漲的時候了，而且越是低收入群體的工資越應該上漲；從部門看最需要漲工資的是非國有部門，從行業(yè)來看最需要漲工資的是競爭性行業(yè)。

以往，說到勞動者收入增長，我們總習慣與CPI比，畢竟工資上漲和物價比較為直觀，而這次社科院的報告中則把重點落在工資增長跑不贏GDP上，以證明工薪勞動者的收入與他們的勞動付出是不相稱的。報告列出了一連串數據。從1985年到2012年，我國人均GDP則從857元增加到29991元，增長了31.1倍；我國全部雇員1985年平均工資為1120元，到2012年增長到34905元，增長25.85倍。

我國工薪勞動者家庭的主要收入甚至全部收入都來自于工資，所以，工資收入增長長期低于GDP增長，非但不利于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同時也不可能完善規(guī)范的市場秩序。更不要說，工薪勞動者工資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對于眼下中國整體經濟的良性發(fā)展來說，幾乎已成了一個瓶頸口。因為，發(fā)展服務業(yè)，擴大國內消費，調整經濟結構，經濟轉型的全部基礎，都在于讓工薪勞動者家庭收入有較大的增長，從而大大擴大國內消費市場。

雖然對提高勞動者最低工資，始終有學者持反對態(tài)度，認為從根本上看可能結果適得其反，但是降低貧困人口比例，經常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工作，我國中央及各地政府不曾停歇過，而且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這些事情是能辦得到的。難的是如何提高普通中低收入檔的勞動者的工資收入，而實現工資上漲的關鍵，還在于設法健全市場條件下的工資合理增長機制。

根據社科院的經濟藍皮書，我國金融業(yè)和采礦業(yè)的工資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yè)，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yè)，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yè)的工資水平則呈現下降趨勢；建筑業(yè)、住宿和餐飲業(yè)，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yè)這五個工資最低的行業(yè)，自2003年以來工資水平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大大滯后于GDP的增速。國有企業(yè)工資水平一般比較高，公務員工資低于國有金融、通信及水電煤企業(yè)，但是我們知道公務員還有其他津貼收入。

提高我國工薪者的工資水平，其實主要就是提高非國企職工。尤其是非國企的建筑業(yè)、住宿和餐飲業(yè)，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yè)五大行業(yè)。但抑制壟斷國企的工資水平把它補貼給五大行業(yè)的職工，既不符提高工薪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的初衷，也不現實。由政府硬性規(guī)定，職工工資增長水平必須與GDP增長相符或者跑贏GDP，那也行不通，因為只要一句“本企業(yè)效益不好”就足以把普通職工提高收入的要求擋回去了。比較起來，增加公共財政轉移支付，是能夠切實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社會福利的，也是能夠在實際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的可行辦法。那么，究竟該增加多少才算是合理呢？公共財政收入年年在變化(主要是增加)，再加上通脹的因素，原來規(guī)定的公共財政轉移支付的增加數額完全可能變得不合實際需要，達不到實際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的目的。而隨時調整公共財政轉移支付額度在實際操作中是有難度的。

或者，我們還可以換一種方法，以減輕中低收入勞動者的實際支出來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稅收制度是以間接稅為主。間接稅的主要承擔者是中低收入者。只有當稅收以直接稅為主，才能充分做到“高收入高稅收，低收入低稅收或免稅收”，才能切實降低中低收入者的實際支出。照這樣的思路，我國由以間接稅為主改為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改革可以開始了。

當然，在稅制的改革過程中，政府稅收收入可能會有所降低。不過這沒有關系，我國政府擁有龐大的國有資產。截至2011年底全國國有企業(yè)資產總額達85.37萬億，基本無甚利潤上繳公共財政。若以極低的5%的企業(yè)利潤率上繳財政，即以2013年的國家財政收入計，就足夠抵充全國稅收的三分之一以上了。更何況，在國企上繳利潤之后，也能使國企員工的工資收入更為合理。

(作者系資深財經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