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近來，受歐債危機溢出效應影響，新興經濟體集體“失色”開始受到廣泛關注，印度盧比對美元匯率創(chuàng)下歷史新低，隨著資本外流加速，印度央行被迫大量拋售美元來抑制盧比的貶值勢頭，但至今未能將盧比拉出貶值“漩渦”。印度的這種表現在新興經濟體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新興經濟體怎么了？到底是受了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 “外傷”，還是有“內傷”呢？筆者認為，除了外部沖擊，內部自身的問題更關鍵。

首先，是來自經濟發(fā)展模式的陷阱。作為趕超型經濟，新興經濟體大都采取的是增加勞動力投入、加快資本形成以及數量擴張的 “要素驅動型”模式。然而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嚴重打擊了發(fā)達國家的支出能力，導致由發(fā)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總需求出現明顯下降，出現了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結構性沖突。出口拉動型增長不再對新興市場經濟群體起作用，傳統(tǒng)模式已達極限，必須向全要素增長率尋求新的增長源泉。

全要素生產率是產出增長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長率的部分，通常是資源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所決定。有研究發(fā)現，陷入增長停滯的國家，其中有85%的減速可以由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徘徊不前來解釋。當前，新興經濟體技術效率都在降低，盡管資源配置效率還保持一定水平，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正在放緩，特別是隨著新興經濟體勞動力成本上升、貨幣升值以及環(huán)境、資源等瓶頸，意味著新興經濟體生產要素價格重估的開始，很多國家低成本的優(yōu)勢將逐步消失，如果在此時不能真正建立起國家創(chuàng)新基礎，又無法與低勞動力成本國家競爭，將會導致產業(yè)低端徘徊，這將是未來新興經濟體必須面對的巨大挑戰(zhàn)。因此，新興經濟體必須盡快由斯密增長向要素稟賦結構提升引領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轉變才可能突破增長陷阱，免于陷入低增長循環(huán)。

其次，是來自全球貿易與金融分工失衡下的“美元陷阱”。某種意義而言，全球經濟失衡表現為全球儲備與全球債務的失衡，即外匯儲備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過度累積和對外債務在發(fā)達經濟體的快速累積。當前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儲備份額總和已經遠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

然而，龐大的外儲非但沒有有效轉換為國民財富，反而讓新興經濟紛紛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即所謂的美元陷阱）”。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將本國企業(yè)的貿易盈余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并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10年期平均收益率3.5%，目前僅為1.5%）回流美國；而美國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大規(guī)模接受這些“商品美元”，再將這些“商品美元”投資在以亞洲為代表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回報（收益率10%～15%），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本幣升值、熱錢流入，不但推高新興經濟體外儲規(guī)模、加劇輸入型通脹風險，也使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與金融安全越來越被美國債務風險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最后，是由于福利增長與經濟增長不同步導致的 “福利陷阱”。新興經濟體必須處理好福利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當前，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通貨膨脹壓力巨大，但福利增長緩慢，社會建設滯后，反映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增加，這直接導致的就是內需不足，中間層的缺口不斷擴大，因此補上社會福利的短板，推動社會福利改革已經是各國的當務之急。否則的話，社會轉型滯后將進一步貽誤經濟轉型，新興經濟體將難以獲得進一步發(fā)展的空間。

其實，所有的改革都不晚，只要我們下決心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