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楊柳晗    

每經記者 楊柳晗

對話記者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楊柳晗

對話嘉賓

賈 康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

謝國忠 獨立經濟學家

孫立堅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把“實施結構性減稅”作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

財政部發(fā)布的最新數(shù)據(jù)顯示，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接近9萬億元，達到89720億元，比上年增加16509億元，同比增長22.6%。與此同時，財政收入首超10萬億元，達103740億元，增長24.8%。兩項指標遠遠高于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去年GDP增速為9.2%。

全國政協(xié)委員、聯(lián)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4日稱：“聯(lián)想電腦在國內沒辦法賣得不貴，有17%的增值稅必須加到價格里，但產品毛利率只有15%。”此外，相當部分企業(yè)也反映我國的增值稅過高。

如何推動我國的增值稅改革以減輕企業(yè)負擔？如何真正實現(xiàn)結構性減稅呢？通過稅制改革是否可以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結構轉型？針對以上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今天邀請三位專家學者為大家解答。

政府開支大影響稅改

NBD：最近，國內部分企業(yè)反映我國增值稅稅率過高，如何推動增值稅改革以減輕企業(yè)負擔呢？

賈康：從企業(yè)來說，當然是稅負越低越好，這種話我經常聽到?，F(xiàn)在已經看到總體的方針，結構性減稅也在實施。重點首先就是放在增值稅替代營業(yè)稅，增值稅本身總體稅負的減少，應該還是在繼續(xù)研究。我們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會明白了，并沒有提到增值稅本身怎樣怎樣，增值稅替代營業(yè)稅就是改革的方向。

謝國忠：把營業(yè)稅改成增值稅是有一定減稅意義的。對于國內部分商品賣得比國外貴，增值稅高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的原因。政府的稅制改革要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要有一個量，而國外一般減稅都說減多少。我們是提了很多這個那個，如果真正去算一下，你會發(fā)現(xiàn)其實數(shù)字很小，對經濟是沒有意義的。

中國的增值稅改革很困難，因為核心問題是政府開支很難在短期內縮減下來。

孫立堅：在中國制造的很多商品，在我們國內賣得反而比國外貴。按道理說，明明是在中國制造，我們增加了物流成本，賣到國外應該更貴一點，但現(xiàn)在的情況卻是相反的。這與中國稅收制度的不合理是有密切關系的。

聯(lián)想這樣的企業(yè)，可以通過提高價格來獲取盈利的空間，而其他民營企業(yè)就做不到這一點。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yè)，他們的盈利能力是非常脆弱的，他們沒有像聯(lián)想這種大企業(yè)轉嫁成本的能力，所以，在稅負降不下來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擇退出產業(yè)、退出實體經濟去做高利貸等。中小企業(yè)所在的行業(yè)往往是殘酷競爭的，不像聯(lián)想那樣可以依靠品牌。在競爭激烈的背景下，只要有企業(yè)想稍微提高價格，競爭對手立刻會把這個企業(yè)的客戶搶走，所以根本抬不了價格。更深的問題需要我們思考，在成本提高而價格很難提高的情況下，民營企業(yè)只有從成本上考慮，而勞動力成本提升以后，再要降下來就很困難了。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給員工漲了工資的企業(yè)減少相應的稅收，這樣能夠保證民營企業(yè)在成本和收益中有一個利潤空間存在。否則，就會出現(xiàn)產業(yè)資本退出產業(yè)去搞虛擬經濟，這個是很危險的。如果大家都要求減稅而國家卻沒有足夠的財力進行減稅的話，首先吶喊的就應該是中小企業(yè)。

應對壟斷利潤高征稅

NBD：如何才能實現(xiàn)結構性減稅？

賈康：進一步實施結構性減稅，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結構性減稅并不代表我國稅收改革任務的全部，資源稅、房產稅等方面的改革，很有必要得到統(tǒng)籌規(guī)劃和設計，和各種結構性減稅措施良性結合、相輔相成。上海從2012年1月1日起先行先試的增值稅擴圍改革，就是一個重要的結構性減稅舉措，我們應在試點取得一定經驗后積極擴大覆蓋面，直至最終對市場全覆蓋。

謝國忠：結構性減稅是有難度的。從整個稅收負擔來說，從政府花錢來說，在經濟上所占的比例，一定是在增加而不是在減少。目前談到的問題，還看不出有趨向性。如果現(xiàn)在政府開支要增加一萬億，最終是不要增加，而是去減這個一萬億，經濟就會好很多。

過去十年，在提高消費方面沒有本質性的改革，本質性改革必須定量?，F(xiàn)在全世界搞稅收改革都是有個量，政府要搞改革就要有個量，就是減稅要具體減多少，要展示出來這個錢是怎么跑到老百姓身上去的。稅制改革是很困難的，要改革的話，給企業(yè)和家庭減少的負擔，政府要說出一個數(shù)來，對提高內需的效果是由這個數(shù)來決定的。

孫立堅：結構性減稅就是稅的總量不減，而對有條件的地方征稅，去補貼那些生存困難的、需要減稅的地方，我覺得這種功夫是要下的。結構性減稅牽涉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稅的公平，如果多勞反而是得不了，而是去減那些明明是可以多勞創(chuàng)造收入、卻依靠吃國家老本來生存的企業(yè)的稅，這樣的結構性減稅就是一種“養(yǎng)懶人”的現(xiàn)象。另一方面，依靠壟斷、不需要付出勞動就能獲得很大收入的，對這樣的壟斷利潤要給予很高的稅收。對那些盈利能力很弱、在最極端殘酷的競爭市場生存的中小企業(yè)，給予相應的稅收減免。

改善消費環(huán)境可促內需

NBD：如何通過稅制改革拉動內需以及促進經濟結構轉型？

賈康：通過稅制改革拉動內需以及促進經濟結構轉型，這個提法沒錯，我們一直在講。我國今后不論是經濟相對高漲期還是相對低迷期，都必須更加注重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的重要機制之一是結構性減稅。我國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措施，如企業(yè)所得稅并軌、增值稅轉型、提高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收入階層“起征點”及改進稅率設計等，產生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在這種形勢下，結構性減稅仍有加大力度、做足文章的明顯必要性。

孫立堅：在我國目前這樣的發(fā)展階段，有很多問題制約國內消費的能力。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人均收入沒有達到一萬美元的地區(qū)很多。根據(jù)我們的研究，人均收入超過一萬美元，老百姓才可以將收入更多地用在生活的消費上面，而不是用在積累財富的投資上面?，F(xiàn)在大多數(shù)地區(qū)都是處于原始財富積累的過程，所以現(xiàn)在漲了工資以后，除了滿足基本的生活消費之外，多余的錢都用來積累財富投資了，這樣怎么能刺激消費呢？所以，我們要發(fā)揮金融體制的作用，要把大家投資的錢管理好，不要讓金融體系去掠奪這些一心想完成積累的社會大眾的財富。如果金融做不好，我們的財富縮水，最終要從頭來，消費也起不來。

第二個問題是要解決老百姓的后顧之憂，解決有錢也不敢消費的問題。大家為解決養(yǎng)老、看病、教育等的問題都需要拼命地儲蓄，這就消耗了很多可以帶動內需的東西。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消費環(huán)境太惡劣，缺乏安全感。中國的很多有錢人去海外消費，或者消費進口的產品，這些都不會帶動內需，而只會帶動國外的需求。

以上三個消費問題不解決的話，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都不會帶動內需，因為大家還是要完成原始財富的積累。在這個階段，我們要更多地開拓市場。金融的發(fā)力至關重要，金融的視角不能只解決融資的問題，而是解決老百姓的財富增長問題。在今天我們過多地強調內需，實際上客觀的動力是很弱的。還不如今天正視民富的問題，真正地把民富的水平提高。

經濟結構的轉型是能夠做到的，包括民企的發(fā)展空間以及國有企業(yè)如何提高競爭力問題，這些都可以通過稅制改革來做實現(xiàn)。我們過分樂觀地以為稅制的改革能夠帶動內需，這是完全無視發(fā)展階段而談。我們之前做過很多努力，包括漲工資等，而最后把我們的產業(yè)都擠走了，原因就在于今天我們的產業(yè)無法抬高價格，我們的消費能力不能夠真正去消費高端的東西。中國今天人均收入水平，還是排在世界第107位，因此，我們不能只看經濟的整體，應該還要看人均收入水平。實際上，我們更多的人連第107位都達不到，因為他們收入的“被增長”，不可能帶來消費的增長。同時，高收入人群在中國選擇的是投資，而不是消費，這還是由于他們在國內面對的消費環(huán)境太惡劣了，而他們在海外的消費能力卻是特別的旺盛。

所以，中國消費環(huán)境的改善，可能比稅收改革的作用會更大。對于不講誠信的，要加大稅收的懲罰力度，這個反而會促進內需。

結束語：從3位專家學者的分析來看，我們的增值稅改革、結構性減稅困難重重。但是，逐步降低間接稅稅率，新開征直接稅稅種，盡快解決我國間接稅與直接稅比例嚴重失衡的問題，實現(xiàn)個稅征收以個人為主體轉為以家庭為主體等問題，已經逐步形成社會共識。盡管全面開征房產稅、贈與稅、遺產稅等直接稅，仍然面臨很多困難，但已是人心所向。因為我們必須通過稅制改革，在解決因為稅負不公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的同時，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結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