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胡健

話題緣起

    財經雜志《福布斯》每年都在編制和出版“稅負痛苦指數”，和其他一些衡量政府負擔的指標，為一些企業(yè)和個人在全球選擇工作和生活地點提供判斷依據。從2000年中國進入《福布斯》的統(tǒng)計開始，中國的稅收負擔指數排名很靠前：2002年排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以160的指數“躍升”全球第二，2009年也排在第二。按照榜單，中國僅排在具有高福利制度的法國之后。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盡管并沒有新的榜單發(fā)布，但個稅改革、月餅稅和加名稅等已經掀起國人關注稅負的潮流，《福布斯》榜單也成為支持中國高稅負觀點的依據。對此，《人民日報》近日刊發(fā)大篇幅文章詳解中國稅負問題，反駁《福布斯》的說法。另一個背景則是，有專家根據目前的數據分析稱，2011年中國財政收入將突破10萬億元，因此，結構性減稅勢在必行，但調整方向仍然略顯模糊。

    究竟什么是稅負水平？稅負痛苦又因何而來？財政收入飚高原因何在？結構性減稅又應走向何方？帶著上述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了三位經濟學家，期冀以民生的視角來解讀當下中國的財政收入與支出。

財政收入緣何高

經濟高增長，也有體制問題

    NBD：目前，股市不太好，通脹也很高，而國家財政收入今年可能突破10萬億大關，為什么財政能夠保持如此增長速度？

    倪紅日：不能完全按你這樣理解，目前我們經濟增速在9%以上，對應的財政收入增長還是可以匹配的。通脹也是一個因素，財稅增長不同于GDP增長，因為它是按照不可比價格計算的，也就是現價計算，這意味著通脹高，會帶動財政收入增幅提高，今年的財政收入增幅就要扣除6%左右的通脹因素。

    當然，稅收高增長的背后確實有GDP考核指標的問題，有體制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從總量政策上來講，政府應該率先明確態(tài)度，主動調整政策。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是有稅收計劃指標的，這個計劃指標加上地方各級政府層層加碼，給基層稅務人員帶來很大壓力。我們知道，稅收和GDP的合理彈性應該在1%，而我們現在有的年度達到2%，也就是說GDP增長1%，稅收要增長2%或者1.5%，顯然這是有問題的，而通過行政方式或者政策導向是完全可以控制稅收的增長幅度的。

    謝國忠：現在地方政府獲取財政收入的欲望非常強烈，有很多稅收都附在企業(yè)身上，還有一些其他收入，比如涉及房地產行業(yè)的各項稅費。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非常窮，很多辦公大樓都很破舊，但是你看現在地方政府的大樓蓋得多豪華，錢無疑都是從地方財政中支出的。

    如果究其原因，經濟和科技手段逐漸發(fā)達可以算是一個重要因素，極端點兒說，如果是在農耕時代，政府想從老百姓手里征稅，增加一個稅種都是很困難的事情，因為確實沒有什么可以征稅的點，但現在經濟發(fā)展后，很多方面政府都可以征稅、收費。比如說，煙酒稅、有關汽車的各項稅費，還有現在炒得非常熱的過橋費、過路費，再有就是物流稅費，這些都可以成為政府借助壟斷資源征稅的渠道。

    NBD：中國2010年的GDP是不到40萬億元，如此對比的話，財政收入占GDP總量的四分之一，這個比例是否正常？

    謝國忠：“政府有錢才能把事兒辦好”，這是所有國家政府的思路，中國也是這樣。問題是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大、靠政府經濟存活的利益集團，靠政府的投資來賺取利潤的公司不在少數，發(fā)達國家也不能說稅收占GDP的比例就低，但是花錢的方式不一樣。以美國為例，如果美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是2萬億美元，可能有1萬億美元就花在了醫(yī)療上，教育、退役軍人的安撫費等也要幾千億美元，實際花在政府身上的錢就很少。

    中國相對來說就不是這樣，更多的服務職能被忽略了，反而政府投資占去很大比例，很多地方政府其實更像是一個變相的公司，是在用財政收入做生意。

    很多發(fā)達國家公民的納稅熱情非常高，因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很到位，政府將絕大多數財政收入進行了二次分配，相當于納稅人繳納的稅收只是在政府財政過一下賬，便轉入國家的醫(yī)療等公共服務賬戶中去了。

稅負痛苦因何來

財政未透明，老百姓不知情

    NBD：《福布斯》把中國稅負痛苦指數排在了全球第二，合理嗎？

    張斌：《福布斯》的結論有待商榷。“稅負痛苦指數”在反映稅負高低問題上有幾大缺陷：一是指數選取的名義稅率不等于實際稅率，實際稅率往往比名義稅率低；二是最高的邊際稅率只適用很小比例的納稅人，不能反映一國居民的總體稅負狀況；三是簡單相加的假設前提是對每個稅種賦予同等的權重，而這一假設與實際情況相差很大。國際上并沒有稅負痛苦指數的說法，一般衡量一國稅負高低，通常以“宏觀稅負”來考察，即一國稅收總量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來表示?！陡２妓埂范愗撏纯嘀笖颠@把尺子本身不合理，以這把尺子量出來的數據結論自然是不科學的。

    目前國內研究者將中國宏觀稅負指標分為大、中、小三種統(tǒng)計口徑：小口徑宏觀稅負，即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中國稅收收入59521.59億元，按照2009年GDP最終核實數340903億元計算，小口徑宏觀稅負為17.46%；中口徑宏觀稅負，指一般預算收入，即通常所說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中國財政收入為68518.30億元，占GDP的比重為20.1%；大口徑宏觀稅負，指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根據公開發(fā)布的統(tǒng)計數據計算，2009年，全部政府收入合計約為107036.7億元，大口徑宏觀稅負約為31.4%。

    NBD：如果按照大口徑來算的話，31.4%的水平也算不低了吧？

    張斌：只能算中等偏高，與日本、美國的稅負水平差不多，但是要比英國、法國以及一些北歐國家要低。統(tǒng)計稅負口徑一致非常重要，如果按照31.4%的稅負水平來理解，政府收入主要來源除稅收收入外，還要包括社會保障基金和土地出讓金等部分，一般人都認為其他國家政府收入主要就是稅收收入，但是要注意的是，這些國家往往是將住房公積金、社?；鸬燃{入稅收部分的，但中國不是這樣。此外，土地出讓金這類收入并不具有持續(xù)性，可能今年很高，明年就很低了，我要說的是，即便將這些全部算在稅負標準內，我們國家的稅負依然不是很高，只能算是中等偏上水平。

    NBD：但是老百姓感覺稅負還是比較重的，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是全世界稅負最高的。

    張斌：目前沒有足夠的依據判斷，究竟多高的稅負水平是合適的。比如，有些北歐國家宏觀稅負達到50%，但由于高福利，民眾對高稅負并沒有太多意見。中國一些人之所以感覺稅負較重，可能有三個方面原因：一是現階段非稅收入比重較高，政府收入的形式有待進一步規(guī)范，這需要我們進行財政收入結構的調整；二是稅負分布不均衡，中小企業(yè)和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相對較重，直白地說，就是間接稅太高，日常消費中老百姓就繳納了很多稅款；三是政府預算的透明度較低，財政支出的結構和效益與公眾希望的理想狀態(tài)還有距離，應該更多的將支出傾向民生。

    謝國忠：減輕百姓稅負應該縮減政府開支，中國現在投資已經過了頭兒，很多地方政府已經擺脫了控制，不僅利用手里的錢投資，還要利用融資平臺借錢投資，這些已經為經濟發(fā)展埋下地雷。從這一點上看，我們國家發(fā)展經濟還是要更多依靠市場的力量，而不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另外就是財政的透明化，百姓需要切實把監(jiān)督權力握在手里，比如地方政府花錢時候要舉辦投資聽證，讓百姓知道錢花到哪里去了，花了多少，合理還是不合理。

結構減稅路何在

提高直接稅，適當降間接稅

    NBD：稅收制度應如何調整？

    倪紅日：我并不完全同意減少稅收實際金額的減稅方法。應該在穩(wěn)定總額的同時調整結構，靈活根據短期的變化進行適時的微調。

    中國稅收占GDP的比重現在并不是很高，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據計算，到2008年這個比重在18.03%。但這是僅就稅收來講，還有一些政府收入或者收費并沒有完全統(tǒng)計在內。既然我們要考慮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問題，就應該把政府的收入全算在內，我計算的結果是，這個比例大概在33.36%，就是說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體拿走了三分之一還要多。我個人認為，這個比重最起碼在“十二五”期間應該穩(wěn)定，不能夠再增長了。因為自1994年到2008年，中國的稅收占GDP的比重，每年增速大概為0.5%~0.7%，如果不控制增速，再過五到十年，稅收占GDP的比重會提高三至五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政府還要從國民收入蛋糕中多切一塊。

    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目標是提高  “兩個比重”——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十多年來，這兩個都落實了；今后應明確結束“提高兩個比重”的進程。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從財政支出需要保證對結構調整的支持，尤其是增加對新興戰(zhàn)略性產業(yè)的政策支持，以及增加民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等的需要，財政稅收占GDP的比重不宜在現有基礎上降低，所以應該實行穩(wěn)定比重的稅收政策取向。

    NBD：看來結構性減稅應側重于稅種的增減變化，有沒有什么具體的建議呢？

    倪紅日：比如，逐步調整直接稅和間接稅之間的結構。根據研究資料，目前我國的稅制體系依然以間接稅為主，直接稅與間接稅之間的比例大體在3.5∶6.5~3∶7之間。這樣的稅制體系結構可能更有利于征收管理，但是不利于調節(jié)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所以，如果今后需要增加直接稅稅負時，可以考慮適當降低間接稅的稅負水平。

    此外就是調整環(huán)境保護稅與非環(huán)境保護稅收之間的結構。環(huán)境保護稅并不是一個特定的稅種，而是包括能夠直接對環(huán)境產生影響的一些稅種，例如汽油稅、對機動車的征稅、污染稅等。為了穩(wěn)定宏觀稅負，在增加環(huán)境保護稅收的同時，要適當降低非環(huán)境保護稅收的稅負，尤其對于發(fā)展新能源的產業(yè)需要實行稅收優(yōu)惠政策。

    謝國忠：減稅方面，我認為應該最先從個人所得稅和增值稅下手，中國中產人群才剛剛有所起色，沒必要對他們征收過多的個稅，個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應該下調至25%，中國有很多富人是不繳納個稅的，按照45%標準繳納個稅的人很少，稅率過高就給人鉆空子的空間，所以根本沒有必要定那么高。

    我們國家現在的增值稅是17%，這在世界上都是一個很高的稅率，我認為降到12%，和歐洲一樣，這才比較符合中國的發(fā)展現狀，能夠增強企業(yè)的發(fā)展動力。

    結束語：由于國情不同，對于稅負高低很難用一把尺子衡量，中國稅負并非《福布斯》榜單說的那樣夸張，但百姓自身稅負感覺可謂是冷暖自知。令人欣慰的是，結構性減稅蛋糕已經開切，個稅起征點上調便是實例，我們也希望在間接稅逐步減少等稅收結構性手術之后，百姓確實能少繳些稅，買東西也便宜些。謝謝三位專家。

　　對話記者

胡健

　　對話嘉賓

倪紅日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    斌  社科院財貿研究所稅收研究室主任

謝國忠  獨立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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