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城市化追求超過現實需要，城市化就失去了其本來對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促進作用，就可能變形或者變異成過度的城市化。2010年8月揭曉的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推選結果顯示，有655個城市正計劃“走向世界”，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在規(guī)劃建設“國際大都市”。

        （2月14日《人民日報》）

        盡管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城鎮(zhèn)化率已達46.59%，我們只用30年時間就趕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歷程。但是，當你看到有655個城市正計劃“走向世界”和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在規(guī)劃建設“國際大都市”時，恐怕會被利益受損和“城市病”日益蔓延而感到心疼吧？

        而與“城市化大躍進”相伴隨的是各地的大規(guī)劃、大景觀、大擴張。這不僅嚴重違背了城市發(fā)展的規(guī)律，也制造出一系列違背民眾意愿和禍害民眾利益的“產品”，隱藏其后的就是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圈地工程。

        我們真的需要183個國際大都市嗎？建設部高官曾指責一些地方脫離實際，超越經濟承受能力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在筆者看來，這種指責可以看作是對183個國際大都市的批判，因為其同樣難逃政績工程的嫌疑。

        為什么明知“大躍進”不符民意、不合國情，有些地方還大興土木，大拆大建，大張旗鼓地大上快上？筆者以為，這是一些地方官員為個人目的，置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于不顧的必然結果。對于各地紛紛爭奪名人故里的怪象，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吳祚來下定義為“文化鋪張的場面美學”。根據這樣的思路，筆者以為，可以把183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歸為權力的場面美學。說到底，離開了權力的推動，所謂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在規(guī)劃建設“國際大都市”是不可想象的。

        之所以說183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是權力“場面美學”的產物，在筆者看來，原因有二。一是有的地方和部門由于受利益機制的驅動，不顧客觀條件，急于求成，盲目提出一些好大喜功的口號，制定一些脫離實際的計劃，而且層層加碼，簽訂目標責任狀，并以此作為考核、獎懲、提拔干部的主要依據。下屬為了完成目標，搞短期行為，急功近利、竭澤而漁。最終的后果就是一任領導班子的輝煌政績，造成幾屆班子的沉重包袱。二是我們沒有看到對民生的重視，相反，僅僅由于一項拍腦袋決策加重而不是舒緩了民生壓力，甚至把百姓拉入了越來越沉重的債務陷阱之中。

        1月25日，溫家寶總理邀請11位基層群眾就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guī)劃發(fā)表意見。溫總理說，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我們應該為人民謀利益并自覺接受人民的監(jiān)督，“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壞的唯一標準”。我想，正在規(guī)劃建設的這183個“國際大都市”，都應該聽一聽群眾意見，如果群眾不滿意，還是別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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