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江西檢察官）

        造成5死4傷的南京“6·30”特大醉酒駕車肇事案，23日在南京市中院一審宣判，被告人張明寶被判無期徒刑。

        其實，這一判決沒有什么懸念。只要我們稍稍往前看，廣東省高院和四川省高院對黎景全和孫偉銘作出的無期徒刑的判決，就大體知道法院將對張明寶作出怎樣的判決。因為前兩起案件與本案情形基本相同，而前兩個案件的判決都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認可，這個案件當(dāng)然也會遵循同樣的原則來判決。

        在前兩個案件中，法院之所以不判處黎景全和孫偉銘死刑，而作出無期徒刑的判決，因為法院認為“二人均系間接故意犯罪，與直接故意犯罪相比，主觀惡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險性不是很大；犯罪時被告人駕駛車輛的控制能力有所減弱；歸案后認罪、悔罪態(tài)度較好，積極賠償被害方的經(jīng)濟損失，一定程度上獲得被害方的諒解，依法可從輕處罰”。雖然張明寶造成了5死4傷的嚴重后果，但也具有以上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理由。而南京市中院的判決則再次表明，醉駕引發(fā)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基本上領(lǐng)取了一張免死牌。

        不過，有許多網(wǎng)民擔(dān)心，對產(chǎn)生如此嚴重后果的醉駕案不判處死刑，會不會讓更多人產(chǎn)生僥幸心理，從而帶來更大的交通隱患？顯然，我們不能單從行為產(chǎn)生的后果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zé)任，否則，大量的過失犯罪，有的死亡人數(shù)遠超5人，是不是都該判處死刑？但是，對于醉駕引發(fā)的嚴重事件，是否都應(yīng)當(dāng)領(lǐng)到免死牌，卻是值得斟酌的。

        醉駕中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雖然屬于間接故意，而間接故意在主觀惡性上比直接故意更弱，比如孫偉銘、張明寶等人的行為，與1982年姚錦云駕車在天安門廣場故意撞死5人、撞傷19人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為相比，主觀惡性就更弱。但是，對于間接故意，刑法上并沒有規(guī)定不能判處死刑，那些平時多次違章、無證駕車、事后認罪態(tài)度不好、賠償不到位、沒有取得被害人家屬原諒的司機，是否也可以考慮判處死刑呢？

        此外，即使是同樣屬于醉駕引發(fā)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為，在主觀惡性上還是有些不同。比如，駕駛?cè)说淖砭瞥潭仁遣煌?，有些人深度醉酒，是在意識很不清楚下連環(huán)撞人；有些人是淺度醉酒，在意識尚比較清楚的情況下，為了逃避責(zé)任連環(huán)撞人，后者主觀惡性就更強。再有，有的駕駛?cè)嗽谧砭岂{車撞死人后被攔下來，但仍然不聽勸阻，再次駕車撞死人，發(fā)生在黑龍江省雞西市的“路虎撞人案”，車主就是因為軋傷一路人被攔下后，向后倒車，又撞倒一名群眾，隨后又向前駛出10米左右，撞上圍觀人群，導(dǎo)致2人死亡10余人受傷。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行為，主觀惡性就比較大。對于那些主觀惡性比較大的醉駕事件，是否可以考慮判處死刑？

        記得有報道稱，孫偉銘在一審被判處死刑后，成都的司機為此大為震驚，開車的人在酒桌上都成為珍稀動物而被保護起來，酒后駕車大量減少。不知道孫偉銘二審改判為無期后，對人們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法律對于社會有引導(dǎo)、教育等功能，因此，我們對醉駕引發(fā)的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仍然要慎重考慮，不能頒發(fā)一張免死牌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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